法国为4%。德国的普及义务教育程度，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。德国所招新兵文盲率从%（1875年）降至%（1895年），到1910年时只有%，以至于1899年，德国舰队访问西班牙时，当地人惊讶于德国水手们个个都能阅读懂他们收到的邮件。

　　普鲁士的崛起几乎与国家干涉义务教育同步，不是巧合。腓特烈•威廉一世颁布法令的最大价值在于，它使义务教育成为国家的事务，而非教会和地方事务。

　　“正是由于穷困，所以要办教育。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，办亡国。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，恰恰相反，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！”

　　这是腓特烈•威廉三世留给后世的名言。

　　“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，就必须首先要在教育与科学的世界中取得领先地位。”

　　这是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家，沙恩霍斯特将军所说。

　　19世纪初，德国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在法国占领军的严密监视下，发表了一系列告德国民众的演讲，大谈国家以普及教育为第一要义的重要性。他把对德意志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上，他畅想到:

　　“从现在起到二十五年后，社会上就不会再有穷苦无依的人，也不会再有流氓和犯罪分子。国家也无须再支出大量经费去建立独立的军队；因为所有人民都是为保卫祖国而生，为保卫祖国而学；国家有了这样的人民武装力量，必将无敌于世界!”

　　这便是德意志的精髓：只有非同一般的国民，才是德意志强大的根本。

　　而这样强大的国民，不是凭空而来，而是长期以往的教育结果。

　　普鲁士时期，为确保义务教育的有效实行，腓特烈•威廉一世父子接连颁布多条法规，但效果差强人意，而经济贫困则是首因。父母不愿让孩子去上6至8年的小学，白白把劳动力送走。很多入学的孩子也只是在农闲时到校学习。学校规章中关于上课时间的规定都无法真正实行，遑论按规章去征收缺课罚金。

　　自王泰在河南创立义务教育一开始，他就面临严重的师资质量和数量问题，严重缺乏有学识、受过教育的教师。没有受过严格的师范训练的教师们，或者是那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儒士们，他们中大多数人，并不是王泰心目中的合格教师。

　　“关中学堂”和“中原学堂”的师资培训机构的相继成立，使得师资力量的奇缺，渐渐得到了解决。一批批新的教师走入河南的各所学堂。也幸好在自然科学方面，有大量的葡萄牙传教士授业解惑，才能解决目前的师资力量培训问题。

　　这也让王泰莫名地振奋，持续的努力，也让学堂的问题一一迎刃而解，走上了正轨。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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