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所长觉得可以帮我办，因为他和交警那块很熟，但需要我付出一点代价。”

　　“您也知道，那会我已经很着急，看到他同意了就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…对方当天便让我去派出所对面的烟酒店买六条和天下、两箱茅台，叫我只管付钱就行，其他的不要管。”

　　王成听到这，大概明白了，在基层，这类情况听曾经说过一些。这些人用看似高明的手段索贿，指望不被发现，其实早都是玩烂了的招数。

　　“那个烟酒店的东西比别处都贵50%，那老板和我说，你只管买，付了钱就行，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。第一次我付了五万。”

　　“之后他们又多次通知我去给他们吃饭买单、夜总会买单，前前后后又买了十几万。再后来，我的案子果然一直没消息，但军队政审的时候，发现案子已经到了公安平台，删不掉了；而且现在检察院通知我疫情放开了，案子走程序到他们那了。”

　　“再找他们，他们不认账了；我去找那个烟酒店的老板，他也不认账了。”

　　…

　　王成明白怎么回事了，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有点常见。人们总是觉得自己认识的几个干部能办这、能办那，说到底对体制的了解还停留在八九十年代，觉得体制内的人无所不能。而且固执地认为哪怕朋友自己不能，也能找到能办成的人。所以，一些干部抓住这个信息不对称的特点，就用概率学说去“骗钱”。

　　因为很多体制内的规矩，老百姓没有渠道去了解，做不到信息的与时俱进，因此造成了信息壁垒、信息落后。这能理解，不怪一些群众。

　　那什么叫概率学说呢？一些家长愿意花高价去消除案底，说到底是为了孩子，但往往没几个孩子能走到需要政审那一步。这些不法分子就赌这个概率，只要普通人不用到这个，那他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有案底，自然也就不会知道案底消没消除？

　　这就像一些培训保过班一样：一次性收十个学生，只要有一个考生过了，那就赚了，哪怕退其他考生的钱。

　　这几年酒驾抓了很多人，不少人花高价去找人销案底、想着判缓刑；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人都被诓了，因为案子只要一进入警务综合平台，就不是一个所谓的所长、县局长、哪怕市局长能办成的了。全省也只有一个人能够有权限修改警综平台的记录——副省长、公安厅长。

　　而有一些最后成功判缓刑的案子，并不是你找的人起作用，也许案子本身就符合判缓刑的条件，找的人除了给你心理安慰，并没有任何作用。

　　王成看了眼眼前这个男人，说：“你酒驾不对啊，之后怎么处理你都要接受，可不敢闹事儿了啊，男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…再说社会上查酒驾都查多少年了？你怎么还抱有侥幸的心理？”

　　男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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