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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初魏广德提过“摊丁入亩”的打算，那就是把徭役折银也编入一条鞭法中，折成丁银。

　　这笔银子，以往其实也存在，地方上在没有工程需要征发徭役的时候，都会将其折税收取。

　　还是因为这不是朝廷常规项目，在朱元璋的美好想法里，那就是朝廷需要的时候征发民力，不需要的时候，自然是让小民休养生息。

　　只不过事实证明，那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。

　　官府收取的丁银并不上交朝廷，而是留在地方上，最后其实就是进了官员们的口袋。

　　摊丁入亩以后，赋役合并折银，所有税银自然要按比例送交朝廷，剩余部分才是地方上的。

　　地方需要银子，那就向朝廷伸手，朝廷也好控制地方，不失为一个妙招。

　　其实到了后世，所谓的税改也就是对税收分配的博弈，中央和地方的博弈，争夺税收的分配权。

　　张居正的经济之道，其要点就在于土地。

　　此时全国土地兼并和欺瞒官府的现象十分严重，丁口逃亡，户籍不清，地方的赋役负担极度失衡，导致“国匮民穷”，收益的只有地方士绅和官员。

　　对此，张居正就产生了在全国重新丈量田亩，清查偷漏的田产的打算，同时还要追缴积年欠税。

　　实际上，考成法本身目的之一也是追缴积年欠税，朝廷太穷了。

　　魏广德利用铸钱，为朝廷增利，他也不得不想出让朝廷收入大增的法子，否则可不就被魏广德比下去了。

　　可他要是清丈田亩，那就不得不面对黄册户籍问题。

　　天下到底有多少户，有多少人口，又都分布在哪儿。

　　可以说，清丈田亩和清查户籍都是非常消耗官府精力的一件事儿，可不能轻易进行。

　　而这两点，又称为推行一条鞭法最大的阻碍。

　　田亩和户籍不清，一条鞭法就达不到目的，因为此法目的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、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，合并征收银两，按亩折算缴纳。

　　明朝的黄册和鱼鳞册，分别记载全国户籍和田亩情况，是朝廷征收赋役的依据。

　　魏广德和吕调阳静静听完张居正的想法，都有些犹豫不定。

　　问题，他们当然知道，可是黄册和鱼鳞册都要进行更新，这耗费的人力物力可就不是简简单单动动嘴皮子的事儿。

　　但就是黄册，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，每十年重编一次，每次编制无不是要对地方官府进行动员，还要动员南北国子监上千监生参与其中。

　　也是因为太过麻烦，所以到了中期，黄册就逐渐成了过场，许多地方都是直接抄前一次的黄册，只是把其中登记的个人每人加十岁。

　　为此，当初杭州还闹过一个笑话，那就是杭州一地出现上百个百岁老人。

　　但实际上，这些人许多早就不在了，只是编制官员图省事儿，直接照抄了事。

　　清查田亩，找出隐田有利于分摊赋役，是“均平”，可如果连带人口也清查的话，那工作量可就大了。

　　但是人口涉及丁银，难道就不查了？

　　要知道，朝廷试行一条鞭法的口号就是“均平赋役，苏解民困”，查的不仅是赋，还有役。

　　“有一事，善贷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也是昨日才忽然想起，觉得其中或许真有怪异之处。”

　　张居正又说道，“这还是隆庆五年南京报上来的事儿，那时候善贷还在老家丁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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