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的实验室可以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一些。

　　范无病拜访朱老板的时候，朱老板正在为税利改革问题而头痛。

　　如今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税收返还，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、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基数返还，是越富的省份拿到越多，越穷的地区拿到的补助越少，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仍然欠缺资金支持。

　　不过税收返还本身是中央政府改变财政管理体制，对地方的一种利益补偿。所以，也不能过分强调这一补偿机制对落后地区的影响，而且随着中央转移支付总额增加，这部分的占比正在减少。

　　国内存在的大问题恰恰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比较少，大量都是专项转移支付。

　　最近有了较多的调整，如果均不计税收返还，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越来越大。专项转移支付在管理上更是具有不规范性和随意性，所以这几年来存在一直被诟病的跑部钱进现象。

　　在专项转移支付里，现在的操作往往是成问题的，如果是两千万联项目，地方政府一般要上报成五千万或者更多，为什么？这是因为现在很多项目都是要求地方配套资金的，一些偏远地方政府就感到很麻烦。没有多少财政收入，拿不出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。

　　怎么办？便在事先翻倍地报。为什么要报一倍多，考虑到中央会基于地方的讨价还价，砍掉一部分预算，再加上打点费，经济学上叫寻租成本。而如果各个省、市都到有审批权限的部委申请

　　日费累计起来就非常可观了，众就是博弈论。对于中国这种大型国家来说。要完成治理方式的转型，其内在要求是地方政府在分权基础上的自治，而财税体制是整个治理机制的核心。而国内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到逼整个税政基础的转型，地方政府必须要有自己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行政开支，经济基础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，也要转向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支出结构了。

　　现有的分税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当前展阶段，中国政治转型的内在要求了。

　　朱老板对范无病表示道，“当前中国的财政体制主要存在四个问题。都是很棘手的。”

　　他所说的四个问题，一是税费立法权高度集权。我国税收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，不能充分调动地方涵养税源的积极性。而且税收的立法权往往集中在政府手中，以决定、通知、条例来制定和执行，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作用有限。而且后两者目前本身的人员结构也有问题。《预算法》把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权一次性下放给了国务院，相当于一个家庭的财政大权，完全交给管家或者保妈来支配，或者一个。公司的财权，从董事会移交给总经理。

　　二是中国在法律上并非分权国家。中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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